东西问｜刘进田：中华文明的人权潜能及其世界意义

1. 亚洲精品无码又大又粗肛交

2. 亚洲精品无码又大又粗,精

　　中新社西安7月20日电 题：中华文明的人权潜能及其世界意义

　　作者 刘进田 西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世界多元文明基本格局是相互尊重、交流互鉴、和平共处，但文明之间互不尊重、相互睥睨的现象仍然存在，由此引致的冲突此起彼伏，严重威胁着世界人权事业。这与中华文明热爱和平、尊重生命权的价值关怀大相暌违。

　　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在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发表50周年的讲话中指出：“人权对任何国家来说都不是外来的，都是与生俱来的……没有人权，就没有持续的和平与繁荣。”人权对于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来说，自然也不是外来的，而是与生俱来的。中华文明有深厚的人权潜能、人权底气和人权自信，是世界人权事业发展的重要文化活水源泉。

　　第一，中华文明有别于神本主义和物本主义的人本主义文明特质，为人权提供了主体前提。

　　中华文明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殷周之际就从神本主义文明转化为人本主义文明。人取代了神的文明主体地位，成为新的文明主体。自此迄今的中华文明都是围绕着“人”这个主体运演发展的。

　　早在公元前700多年的春秋时期，季梁就宣示：“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左传·桓公六年》)人和神的地位发生历史性倒转。道家在人与物的关系上，反对人为物役，主张人应该“物物而不物于物”。人的地位高于物，而不是相反。《管子》明确提出“以人为本”理念。战国时期，中华文明形成了三个极为重要的、高扬人的地位的价值理念：“唯人为万物之灵”(《尚书·泰誓》)，“人者，天地之心也”(《礼记·礼运》)，“人最为天下贵”(《荀子·子道》)。这些影响久远的价值观念，培育了中华文明的以人为本的特质，成为人权的坚实主体根据和内容。

　　人权生成的价值观前提，是人的主体性和高贵地位的出现，同时人权的目的也是要以观念和制度的形式保护人的主体地位和尊严。马克思主义反对现代资本主义“物化”，主张实践的人本主义，强调以人为本和人民主体，与中华传统文明的人本精神相互契合，是人权的重要哲学根据。

　　第二，中华文明以“仁爱”规定人的本质，为人权提供了最为重要的核心价值观。

　　人的本质是什么？儒家是用“仁”规定人的本质的。孟子言：“仁也者，人也。”(《孟子·尽心下》)就是说，人的本质是“仁”。而仁的涵义是“爱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这就是中华文明的仁爱核心价值。

　　中华文明的仁爱核心价值，是人权的重要价值根据。人权的根本价值意义，是爱人、尊重人、爱护人、保护人、不损害人。仁爱理念为人权提供了价值原则和内容。

　　怎么爱人，具体内容有两个层次。一个是“忠”，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就是“帮助他人”；另一个是“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不损害他人”。仁的具体化，就是“忠恕之道”。

　　人权的存在和实现，必须以人的责任和义务为条件。结合了“忠”和“恕”的“仁”，就是人的责任和义务，所实现的正是人的权利。

　　应该指出，儒家主张的“仁爱”不只是爱他人，同时包括爱自己，即“爱己”“自爱”。

　　“颜渊入，子曰：‘回，知者若何？仁者若何？’颜渊对曰：‘知者自知，仁者自爱。’子曰：‘可谓明君子矣！’”(《荀子·子道》)仁爱的涵义是“自爱”。仁爱的秩序是由“自爱”而“爱人”。“自爱”包含着对自己利益的重视。原始儒家并不否定个人利益，从未把人的感性欲望贬为原罪。中华文明对“自爱”和利益的重视，是同人权观念相契合的。

　　第三，中华文明“民胞物与”的博爱情怀，为人权提供了人道主义根据。

　　中华文明中的“仁爱”具有人道主义关怀。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的牟宗三先生说，孔子是鲁国人，但孔子讲仁，不是只给鲁国人讲的，也不是只给中国人讲的，而是给全人类讲的。可见，儒家主张的仁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在“万物一体”世界观的背景下，“仁爱”理念的人道主义结构，是由“爱己”推出“亲亲”，由“亲亲”推出“爱民”，达到“泛爱众”“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人道主义博爱精神。墨家主张“兼爱”的人道主义理念。北宋哲学家张载提出著名的“民胞物与”命题，主张应视天下之人皆如兄弟，天下之物皆如同类。

　　中华文明这种突出的人道主义精神，构成人权的人道主义价值根据。因为人权具有跨文化跨民族的普遍性特质，所关怀的是类体或个体。人权是全人类步入现代化社会的普遍性追求。文化虽说多元，但其本质都是人化，因而都具有人权的内在根据和潜能。

　　第四，中华文明“协和万邦”追求和平的价值取向，是人权的世界秩序显现。

　　中华文明的“仁爱”价值理念体现在国际关系和世界秩序上，主张“协和万邦”，追求世界和平。中华文明的人本主义特征，也可以说是一种非宗教特征。因而中华文化在国际之间不会把不同民族国家划分为选民和非选民、神国和异教国、文明人和野蛮人、自由民主国家和“邪恶轴心”国家，从而导致冲突和战争，破坏和平。中华文明由于在民族国家间不做这样的划分，所以能够把国内的仁爱价值理念推展到世界，形成“协和万邦”、和平繁荣的世界秩序。

　　《尚书》主张：“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这就是要求在把自己的国家治理好的同时，进而使各国都团结和谐起来。

　　“协和万邦”，世界和平，既是人权的体现，也是人权实现的社会条件。“协和万邦”的出发点是“仁爱”和人权，其落脚点也是“仁爱”和人权。

　　综上所述，中华文明的人本主义特征、“仁爱”价值理念、“民胞物与”情怀、“协和万邦”世界秩序，体现着人权的深厚潜能和发展前景，亦体现着中华文明人权理念跨文化、超时空的世界普遍意义。

　　在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中华文明致力于把人权的普遍和特殊、理念和制度、道德和法律、群体和公民、权利和义务更好统一平衡起来，开创人权文明新境界。这无疑是具有世界意义的伟大事业。(完)

　　作者简介：

　　刘进田，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陕西省教学名师，全国模范教师，西北政法大学文化与价值哲学研究院院长，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首席专家。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价值哲学。在《哲学研究》《哲学动态》《社会科学辑刊》等发表论文190篇。出版个人专著《文化哲学导论》《人本价值与公共秩序》《心灵的寻索》等8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